红岩密档——Ｂ类（敌特、叛徒类）档案解密
重庆。老街32号。堂皇的铁门上，横署着“慈居”两个篆字。不知内情的人，恐怕会想到这里也许是某某达官贵人的豪宅公馆。但从那警卫森严的气势来看，又像是一处阴森的衙门。这地方正是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的一部分，它的公开名称是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实际上却是国防部保密局在西南的公开领导机关。
如果把特务机关的分布比作一只黑色的蜘蛛网，那么，在这座楼房指挥下的特务站、组、台、点，正像密布的蛛网似的，交织成巨大的恐怖之网，每一根看不见的蛛丝，都通向一个秘密的场所。这座阴森的楼房，就是那无数根蛛丝的交点，也是织成毒网的那只巨大的毒蜘蛛的阴暗巢穴。哪怕是一点极小的风吹草动触及了蛛丝，牵动了蛛网，便会立刻引起这座巨大巢穴里的蜘蛛们的倾巢出动。
此时，这个庞大特务机构的主持正面无表情地坐在黑色的皮转椅上，认真地批阅着公文。他是一个身材粗壮，脸色黝黑，显得精明干练，才30岁出头的年轻人，腮帮上的络腮胡刮得干干净净，有着两撇浓黑的眉毛和一双不怒而威、让人望而生畏的眼睛，黄呢军便服的领口上，嵌着一颗闪闪发亮的金色梅花。他的官衔太多，简单说来，就是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侦防处长。仅仅因为军统的老板戴笠是戴着少将领章死的，所以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任何军统人员不能超越戴老板的军衔，如果不是如此，他的领章上完全有资格再添上一颗金色梅花。
他姓徐，名远举，1914年出生于湖北大冶县，祖上经营实业，家境殷实。年少时，徐远举顽皮却聪慧伶俐，据说还有过目不忘的天赋。1929年，15岁的徐远举进入黄埔军校，成了第7期学员，毕业后分配到陈诚的部队，任副连长，在江西参加过围剿红军。不过，徐远举的野心并不仅限于此。他没什么背景，要想升迁，必须走特殊的方式。
1932年，他从军队脱身，加入国民党力行社特务处——军统的前身，直接受戴笠领导。徐远举的特务天赋在受训期间就彰显无疑。在特训班，戴笠对学习拔尖的学员会奖励一支金笔。毕业时，徐远举所有的口袋上全挂满金笔，四处炫耀。刚工作的徐远举得一绰号“徐猛子”——他太傲，开口闭口不离介公（郑介民）、戴老板（戴笠），其他人都不在他眼里，说话很冲。当时军统局很多人视其为“瘟神”避而远之。
1935年，西藏班禅大师到南京，蒋介石要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戴季陶出面，动员蒙藏委员会的头面人物，成立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徐远举出任行署少校参谋，在西藏开展情报活动。1939年，任西昌行辕第三组组长、军统西昌站站长。与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攀上关系，过往密切。1943年，出任成都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晋升为军统局第三处（行动处）副处长。1946年1月，调华北出任军统北方区区长。1946年7月，又回到重庆出任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于1948年与张笃伦（时为重庆市市长）之养女耿静雯结婚。
他现在肯定还不知道，他的头号敌人中国共产党重庆地下市委由于“左倾”盲动路线，将会很快赐给他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包围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社，迫使全体人员撤回延安。与此同时，在国统区所有中共公开机构和人员也尽遭驱逐。一时间，重庆政治空气沉闷，白色恐怖加剧，中共重庆地下党的活动也陷入了低潮。
1948年2月28日上午，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正踌躇满志地坐在办公桌前。他随意拆开一封朱主任亲启的信件，不料里面掉出来的竟是一份《挺进报》，用油墨印在毛边纸上的一排大字让他目瞪口呆：“审判战争罪犯！准许将功折罪！”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即用电话将徐远举召到办公室。
待徐远举匆匆从隔壁的二处（重庆行辕在老街34号，与“慈居”比肩而立）赶来，朱绍良一反常态地冲他吼道：“徐处长，你看看，这是什么？前几天你不是还向我信誓旦旦地保证，重庆地下党遭到毁灭性打击，近期内不可能重建吗？”
朱绍良素以儒将自诩，对人外柔内刚，一向不大动怒。
徐远举兜头挨了一腔呵斥，自知祸事不小。果然，朱绍良发完火后，扔给他一封信。徐远举赶紧拿起一看，这是一封警告信，内中还夹有一份《挺进报》。
朱绍良怒气冲冲地说：“公开的共产党被赶走不过才一年时间，地下的共产党就搞到我的头上来了，共产党在重庆这样嚣张还了得！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把其他的一切事务丢开，务必从速将此案侦破。”
徐远举诺诺连声，答应马上去办。朱绍良立即提笔给徐远举写了一个限期破案的指令。
发布日期: 2016-01-27 浏览：401 加入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