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荣光
共产党成立初期为何遭到各界质疑
当初社会主义理念传到中国的时候，各方争论的焦点就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救中国。当时思想界的泰斗级人物梁启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发表了一篇《论社会主义运动》，里面就讲，今日之中国，生产事业一无所有，虽欲交劳动者管理，试问将何物交却？他的意思是说，你搞社会主义，没有社会化的生产，谈不上社会化的管理，搞什么社会主义？搞不成。梁启超的态度很明确，中国搞不成社会主义。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思想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梁启超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多后，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的代表越飞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孙中山博士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这里不存在成功建立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条件。①孙中山认为在中国搞不成社会主义。
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
那么共产国际代表越飞持什么态度呢？在这篇《孙文越飞宣言》里，越飞完全同意孙中山的看法，并且进一步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充分的民族独立。
孙中山和越飞，一个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一个是苏联政府同时也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两个人都不认为中国存在适合马列主义生存发展的土壤。
孙中山的“不认为”，一半出于对三民主义的信念，一半则是对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担心。越飞的观点，其实是一个矛盾，当然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妥协，支持孙中山，为了换取孙中山对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的承诺。
那还会不会有更深入一些的原因？
有。
当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成立的时候，共产国际给予了帮助，越飞实际上就是在完成一种交换。他和他代表的共产国际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当时主要的想法是在中国培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牵制力量，让北洋军阀不能毫无顾忌地反苏。不管支持中共成立，还是支持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在共产国际来看，在苏联来看，都是以苏联的利益为核心，就是让中国革命具有这样的牵制力量。
《孙文越飞宣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没有这份宣言，就没有后来的国民党改造，就没有国共合作，也就不会有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它既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判断和规定，也是苏联将其斗争中心由世界革命中心转向苏联利益中心的启端。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面临的最大难处，除了自身的困境，就是苏联共产国际这个最有力的指导者，一直都不看好中国革命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搞成，甚至不相信中国能存在社会主义。1940年，斯大林就曾讲过，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直到1944年，他还对美国特使哈里曼说，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对共产主义来说，就像是人造黄油对黄油一样。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正牌的黄油是什么？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共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结合，所以中共不是真正的黄油，是人造黄油。
可是历史就是这样有规律地发展，无规律地跳动。
在欧洲，马克思、恩格斯当初最看好的是德国革命，而不是俄国革命，结果是俄国革命最终获得成功。
在亚洲，列宁、斯大林看好的是日本革命，而不是中国革命，结果中国革命最终获得成功，而且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获得巨大成功。
那么列宁、斯大林当时为什么看好日本革命？因为日本工业最发达，日本工人阶级最成熟，而且日本当时已经传播了大量的革命理论，怎么看日本都比中国强。所以斯大林将日本看做是远东革命的钥匙，没有日本革命，远东革命就是小杯子里的小风暴；没有日本革命，远东革命就是瞎闹，中国革命就没有大希望。
这就是当时的共产国际、革命导师、革命理论泰斗，包括当时的中国理论界，普遍的一个判断。
但是，日本没有发生革命，中国发生了革命，中国搞成了社会主义，这也是世界所预料不到的。
中共“一大”代表的命运折射党的艰难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命运充分折射出党的艰难。
1921年7月，“一大”在上海召开了，13位代表，有多少人能够想到这个党28年以后能夺取全国政权？1921年建党，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恐怕当时没有人能够想到。如果有人能想到的话，后来还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1923年，陈公博因投靠军阀陈炯明被开除党籍；
1923年，李达脱党；
1924年，李汉俊脱党；
1924年，周佛海脱党；
1924年，包惠僧脱党；
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
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
13位党代表，脱党的、被党开除的达7位，超过半数。
周佛海、陈公博还当了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最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①
1946年10月，周佛海被国民党判处死刑，次年被改判无期徒刑，1948年2月卒于南京狱中。
张国焘叛党，最后到戴笠手下当了一个主任，想办法怎么搞垮共产党。
我们单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党初建时的艰辛和曲折。可是还有，王尽美1925年牺牲，邓恩铭1931年牺牲，何叔衡1935年牺牲，陈潭秋1943年牺牲。
13名党代表中，脱党的、被党开除的7人，牺牲的4人，加起来是11人，最后党内幸存者仅毛泽东、董必武二人。
从13位党代表的命运中，你就能看到这个党何其艰难，绝对不像我们今天有些描述——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剩下的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南湖的会议一开完，一轮红日从南湖的红船上冉冉升起，放射光芒，然后一条红飘带，直接从南湖飘到井冈山，飘到延安，飘到天安门，我们就胜利了。
那是很浪漫的文学式的表达，党的这种艰难，这种艰辛，这种奋斗，没有一条坦途，是一步一步地摸过来、走过来、爬过来的，非常不容易。
毛泽东的艰难选择
陈独秀、李立三的选择，都想使这个党独立于共产国际，走一条中国的道路，都没有搞成，毛泽东同志为什么搞成了？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区别在于，陈独秀和李立三在指导方针上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尤其是李立三表现得更为严重，而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实际这一点恰恰是毛泽东最擅长的。
毛泽东在选择方针路线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牢牢根植于脚下的土地。他没有到莫斯科去学习。他是从井冈山和江西苏区这块红土地上成长起来的。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之后组织了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原定的方向是打长沙。毛泽东一看这个队伍的实力，根本打不了长沙，就放弃了打长沙计划，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
为此，毛泽东受到了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
毛泽东是在八七会议中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刚刚开始进入中央的核心层就被撤职，撤职原因是：让你组织秋收起义主要是攻长沙，把长沙打下来。你没有打长沙，却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属于右倾逃跑。
现在我们看上井冈山这件事。就当时中国革命的现状，毛泽东上井冈山恰恰是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极其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但是这个开端没有任何人褒奖，得到的反而是最严厉的处分。这也再次说明了我们中国革命道路选择之艰难和中国领袖成长之艰难。
那么，毛泽东在这块红色土地搞了什么呢？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样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这条正确道路，在今天很多理论概括中，红色根据地、革命政权的广泛建立，在政治上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独特的理论领域，而且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讲得是不够的，正因为在广大的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广泛的农村根据地，我们党才在经济上完全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摆脱了曾经一直束缚着陈独秀、李立三的经济绳索，让中国革命在一定范围内能够真正独立，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
中央苏区也好，地方苏区也好，都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这种政策，既是红色政权政治运动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土地革命时期，我们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人人皆知。而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派人一趟一趟给上海的党中央送经费、送黄金，我们今天有多少人知道呢？
今天我们还有不少人以为上海中央经费主要来源于苏联。当然，共产国际是提供了一些经费，但是从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苏区等各个苏区建立之后，苏区的财政全部自给自足，苏区不需要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苏区有独立的工商税收，有独立的田税。
苏区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完全拥有了政权独立运作的模式。
红色首脑最先在发达的上海租界建立，在共产国际、苏俄的帮助下建立。红色政权最终在贫困落后的山区、边区扎根，这可以看做是中国革命一个非常大的特征。
如果当年红色首脑不集中在现代化的大城市，我们党不可能获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最先进的思想体系，而且也不会收获后来众多的精英的领导；如果红色武装不分散到最贫困落后的边区、山区，也就不可能得到充足的给养和顽强的战士。
所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才讲到毛泽东道路的珍贵。毛泽东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完全自己独立自主地开展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给我们揭示了什么呢？其实今天来看也是我们必须珍视的：中国革命不但要独立于敌人，而且要独立于友人。
发布日期: 2016-01-27 浏览：478 加入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