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孙中山（1866-1925），原名孙文，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现改名为中山县）翠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童年的孙中山参加家庭的农业劳动，同时在家乡旧式私塾念书。1878年，13岁的孙中山飘洋过海投奔早年移民檀香山的哥哥孙眉。在哥哥的资助下，孙中山得以在夏威夷的美式和英式中学接受西方教育。然而，由于他在西式学校里信奉了基督教，这被当时的中国人视为离经叛道的行径激起了哥哥的强烈反对。兄弟反目，孙中山愤然辍学，在1883年回到中国。
回国后的孙中山虽然选择在广州、香港一带学医、行医，但由于他生性旷达、热心国事，不仅与当时政界、知识界的有识之士往来，而且与江湖上的各路“ 英雄豪杰”也有交往。当时，孙中山有个意气相投的同学叫郑士良，在惠州开办药房，他同洪门中的人关系密切。洪门是天地会、三合会系统的江湖秘密结社，有反清传统。通过郑士良，孙中山同洪门有了联系，并受其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与孙中山交往甚密的还有医学院同学陈少白、香港华民政务司署书记尤烈和澳门富商之子杨鹤龄。由于这四个年轻人常常聚首指点江山、评议时政，且以他们的广东前辈洪秀全为推崇对象，所以，亲友们私下里称他们为“四大寇”。
1894夏天，孙中山与好友兼同乡的陆浩东结伴游历北中国。在上海，他们拜访了当时大名鼎鼎的鼓吹政治改良的郑观应和王韬，颇受此二人器重。王韬甚至热情地将孙中山介绍给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门下的一个幕僚，使资历尚浅的孙中山有机会与这个权倾一时的朝廷重臣有间接联系。时值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痛感于国势垂危的孙中山斗胆给李鸿章上书，痛砭时弊，陈说大计，希图一展鸿志，报效国家。然而，老迈昏庸的李鸿章已无心作为，怎肯顾念一无名小卒之言？《上李鸿章书》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这个经历使孙中山大失所望，从此断绝依靠清廷达官走和平改良之路的念头，决意破釜沉舟，以革命之法推翻清政府。
历来国民党的一些历史撰述者总是力图论证孙中山的革命是幼志有成。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直到《上李鸿章书》之时，孙中山的基本思想还不是革命。他的基本主张是：“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这样的见地仅仅比封建官僚的洋务论进了一步，并没有超过同时期康有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张。
国民党右派吴稚晖曾为孙中山写别传，竟杜撰孙中山深夜冒险会晤李鸿章，劝其革命一节，仿佛神话传说。李鸿章并未亲见孙中山，上书所陈之事也绝非劝李革命，只是陈述个人大志：致力于农业，拟先赴法国及其他各国考察，然后回国，“游历内地、新疆、关外等处，察看情形，何处宜耕，何处宜牧，何处宜蚕，详明利益，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办”。“深望我中堂（指李鸿章）有以玉成其志”。可见，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上李鸿章书》以及目睹甲午战争之后，才有革命思想的萌发。
就在这一年的10月，在郑观应的帮助下，孙中山从上海经日本，前往他早年留学的檀香山，准备在海外结集革命力量，实现自己的救国宏图。
11月，抵达檀香山的孙中山首先到茂宜岛会见哥哥孙眉。阔别多年的兄弟此时早已前嫌尽弃，言归于好。孙中山在哥哥面前一吐为快，畅谈自己的反清思想和行动计划。他的满腔爱国热忱和义无反顾的决心，最终打动了哥哥孙眉。当时，经过多年的艰苦经营，孙眉在檀香山已经是一个颇有实力的资本家，并在当地华人圈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孙眉不仅愿意变卖家产资助革命，而且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为孙中山的革命行动造势。在孙眉的帮助下，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了。
参加檀香山兴中会的主要是当地的工商界人士，主要人物除孙眉外，还有在檀香山发迹的农业资本家邓荫南、当地一家银行经理何宽、永和泰商号司理刘洋等，共23人。成立大会就在何宽家举行。大会通过了孙中山起草的章程和宣言，并进行了组织内部的人员分工。孙中山担任会长，何宽和刘洋担任正副主席。此外，为活动需要，还设置了管库、文案、值理等职。檀香山兴中会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孙中山说明：“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救国的目的是明确的，但由于当时侨民思想的局限，这个小组织对于具体的救国方案、途径并没有一个统一、清晰的认识，甚至包括孙中山本人，这个时候也不清楚革命从何处起步，救国从何处入手。所以，兴中会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即便是对清政府误国的斥责，用词也是比较委婉的。发布日期: 2016-01-27 浏览：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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